［摘要］應從整體上看待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處理好堅持原則與必要妥協、壞事還是好事、偶然還是必然等關系。從眼前看，美國當局發動中美貿易戰的直接目的是在朝鮮半島生事，讓中國多買他的商品，全面打壓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發展，特別是“2025制造”規劃。從長遠和根本上說，由于中美合作共贏關系的中方原有物質資源和發展方式的紅利已相對匱乏，美國國內經濟題目嚴重和對我國和平演變企圖進一步幻滅，中美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美國想對我國“半渡而擊”、不希看中國發展強大等原因，中美沖突一定會有的。我們要開釋最大的誠意，盡力保持與美國合作共贏的經貿關系與外交關系，但應高度警惕其所謂“軟實力”“巧實力”和“巧競爭”，對實在施的全方位打壓和遏制政策有所預備。

［關鍵詞］中美關系 中美貿易戰 霸權主義 “2025制造” 和平演變

當世界各國翹首企盼攜手共渡國際金融危機難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時，風云突變，美國當局在全球特別是對中國燃起貿易戰的烽煙。妥善處理這場中美貿易戰，是當前我國外交乃至其他各項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時也是爭得我國未來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基本性條件。

一、如何從整體上看待中美貿易戰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美兩國不僅經濟深度融合，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方面擁有廣泛共同利益、肩負著重要責任。保持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1]

在我國40年的對外開放過程中，美國從中國獲得的各方面的利益，盡對不比中國從美國獲得的少。所謂中國獲利最大、最多，甚至說中國掠奪了美國，完全是美國各方資本刻意制造的謊言和假象。他們企圖以此為各自選戰造勢，并轉移其國內愈發尖銳的種種矛盾，更是企圖繼續使用其他方式在中國掠奪新的甚至更大的逾額利潤和利益。

中美貿易戰是美國當局悍然發動的，中國僅是被迫應對和有限的必要反擊。美國當局發動的貿易戰，與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多次提出的深受全世界盡大多數國家熱贊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大原則是完全相悖的。

美國當局發動的貿易戰僅僅是企圖“讓美國重新偉大”即恢復美國在全球霸主地位的全球戰略的序幕，更大的戰略企圖仍然隱躲在后頭。美國當局發動的貿易戰，盡不僅僅是經濟戰，更是政治戰，是企圖倒逼我國進行所謂的“結構性改革”，讓我國改變和埋葬自己道路、制度、理論和文化的前哨戰。我國主動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是為了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與美國企圖誘導我國進行的“結構性改革”有著原則和本質的不同。美國當局盡不僅僅是對中國開戰，同時也是向世界其他各國特別是各國人民開戰。當然，對華貿易戰是其重點。

美國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無論是軍工體還是華爾街的主張沒有本質區別，僅是代表其所在團體利益和策略手段有所不同而已；他們的手段會隨著具體條件變化而隨時改變，但他們的戰略目的是共同的，并且從未改變。比如，他們近期又提出的所謂“巧競爭”策略，只不過是其軟實力、巧實力等種種說法的又一個概念新變換，是為了更好地達到其稱霸世界的目的。我們要充分熟悉他們之間的不同利益，并盡可能做好他們的工作，與其各黨、各派尋求共同利益，但同時也必須記住馬克思早就提醒過的論中斷：“資本的每一個特殊部分和每一個資本家，都同樣關心總資本所使用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我們在這里得到了一個數學一樣精確的證實：為什么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整個工人階級卻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團體”。[2]

從眼前看，中美貿易戰必將影響甚至較大地影響中美兩國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戰沒有贏家，中美貿易戰對我國也是壞事；但從長遠和根本上看，這一“壞事”恰恰可以倒逼著我國背水一戰，促使我國下決心在國內實施創新戰略，對外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使得中美貿易戰成為我國爭得新的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強大外在動力”。毛澤東曾說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收留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3]現在這個世界上，不是還有這樣的蠢人嗎?毛澤東還多次夸大：壞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變成好事。假如美方一意孤行，執意把中美貿易戰打到底，中國就要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有效地結合起來，奉陪到底，終極受到傷害的極可能是美國當局，社會主義中國勢必以更加嶄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這將是我們“道路、理論、制度、文化”這“四個自信”的對外延伸。

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中美之間都有一個長期的合作、競爭、博弈而本質上是較量的過程，盡不可能通過幾次談判就一勞永逸地解決題目，即使到2050年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之后，中美之間仍會有種種新的較量。在對中美之間這種合作、競爭、博弈而本質上是較量的時段的估量和預備上，寧肯長些，不要短了。這也正如毛澤東在論述相關題目時所說，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才能解決。當然，有時以合作為主，有時則以較量為主。在長期合作、競爭、博弈而本質上是較量的過程中，應堅持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錯誤。

二、正確看待和恰當應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幾對關系

1.堅持原則與必要妥協

有同道以為，美國當局打響中美貿易戰，已充分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的野心和本質，我們不應對美國有任何妥協，無非再關起門來重過幾年苦日子，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一切題目都會迎刃而解。也有同道以為，我國目前所有題目的解決全部取決于國內GDP能否增長，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韜光養晦戰略方針盡不動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與美國攤牌、決裂；只要我們始終一心一意埋頭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再持續發展幾十年，其他一切題目就會迎刃而解。有同道甚至還以為，中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把搞好中美關系作為中國核心利益里的核心加以維護，甚至不惜犧牲我國部分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以一片赤誠之心換取美國當局與我國的戰略共叫，為我國進一步贏得新的重要戰略發展機遇期。以上看法，都值得商榷。

為了回答要不要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做出必要的妥協這一重要題目，很有必要重溫列寧和毛澤東當年的相關論述。1920年4～5月間，針對當時有人反對蘇維埃政權同德國帝國主義及其同盟國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列寧在其名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么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于認真對待的孩子氣”；“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于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4]；“不收留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會使共產主義運動受到最嚴重的危害”。[5]1922年11月，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指出：“我們將就資本主義強國而作出的很多讓步，使它們有充分的可能同我們來往，保證它們的利潤，有時可能是比應得的更大的利潤。”[6]

1945年8月26日，海運報價 國際快遞，在往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的前兩天，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心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中指出：“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目，并不許發紙幣，我方亦預備賜與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正當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毛澤東還說：“在我黨采取上述步驟后，假如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眼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7]

盡管當今中美貿易談判與當年列寧、毛澤東所談到的情況有很大甚至有的方面有本質的不同，但有些原則性做法很值得我們本日鑒戒。1949年3月，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須的靈活性。”[8]1957年11月，毛澤東說：“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同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同一。”[9]

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的現狀，是幾十年來兩國各自需求發展的必然結果。1971年8月，美國尼克松政府被迫公布放棄“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解體。接著，美國開始搞所謂的“金融創新”。1978年12月，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后，逐漸走上了“世界制造工廠”的發展道路。從一定意義上講，經過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中美兩國經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實上的相互依存的狀態，這在短時間內不應也難以改變。正因如此，2019年2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來華美國貿易代表時說：“中美兩國誰也離不開誰，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合作是最好的選擇。對于雙方經貿分歧和摩擦題目，我們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決，推動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當然，合作是有原則的。”[10]我國政府在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時做出必要的妥協，以換取其他方面更加重要的利益，這是非常必要和完全正常的。那種以為在與美國談判時不能做任何妥協的想法不僅是不現實的，同時也是極其錯誤的。

在蘇東劇變的特定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24字方針，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我們還可以把這24字方針簡化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八個字，但盡對不能僅僅理解為“韜光養晦”這四個字。必須明確，韜光養晦僅僅是手段，而有所作為才是目的，空運報價 海運價格，不能把搞好中美關系理解為唯一目的。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合作是有原則的。中美合作是在原則基礎上的合作，不能以為中美合作本身就是目的、是第一位的，而中國保衛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第二位的，是為建立良好的中美關系而服務的。這樣理解，就完全背離了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的指示精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外交原則。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是一個題目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我國已經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國際國內經濟、政治、文化等兩個大局亟待統籌。不能僅埋頭國內經濟工作，甚至僅一心一意維持GDP的增長，這樣下往不僅無法維護GDP的持續增長，還會在不久的將來為我國穩定發展帶來更多、更大的題目。

目前的格式表明，我國政治的穩定程度高于美國、穩定期也長于美國，這就給我國盡可能管控好中美矛盾和盡快發展自己的戰略期贏得了時間。特朗普上任以來，美雖在就業率、股票市場、凈資產與可支配收進比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攀升，但其股市已處于周期高位，減稅使全球美資回流的資金沒有進進實體經濟，特別是其國債利率倒掛，強勢美元走弱，使得美國并沒有實力徹底封閉自己、孤立別人，一時無法改變在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格式。最近，特朗普總統忽然提出邀請我國參加裁軍，有著多重意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經濟著實處于越來越困難的境地。我國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道義上的強大上風，人口、產能和市場體量較大、較多的上風等，都決定了我國事美國和西方跨國資本聯合起來的改造對象，即用軟實力、巧實力和巧競爭搞垮的對象，而不是用硬實力所能擊垮的對象。隨著我國國力的不中斷壯大，隨著他們自身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危機的逐步到來，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必然會抱著“冷戰思維”不放，會采取歷史上采取過的甚至從來沒有采取過的各種軟硬手段，圖謀搞垮我國。特別是他們寄希看于我國國內自亂，即他們所謂的“顏色革命”大功即將告成之日，就可能同時祭起必要的硬實力，使其成為壓垮我國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們當然希看建設一個和諧美好的世界，我們也必須與世界上一切國家進行全方位的外交，并盡最大氣力爭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合作。但我們也會牢記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后所指出的：“現在擺在我們共產黨人眼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務。我們現在對一切都要計算”；“處在資本主義環境里，我們應當計算怎樣保證我們的生存，怎樣才能從我們敵人那里獲得利益。敵人當然是要討價還價的，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討價還價，而討價還價是為了占我們的便宜。這一點我們也不會忘記，我們決不會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會變成羔羊，而且會白白給我們各種好處。”[11]正因如此，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原則必須堅持。什么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在國內，最為主要和根本的，一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對外關系上，就是果中斷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保衛國家政治經濟金融安全和發展利益。在與美談判中，牢記毛澤東關于在與美對抗題目上要防止“左”的傾向、在與美合作題目上要防止右的傾向的思想，果中斷打破美方企圖通過西方所謂規則規制誘導甚至倒逼我國進行所謂的“結構性改革”，讓我國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根本的題目是制度題目，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么方向，只要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就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總是要同帝國主義國家相對立的，妥協總是暫時的。”[12]習近平總書記發展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說：“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標準，該改的、能改的我們果中斷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果中斷不改。”[13]假如套用這一原則，我們也完全可以說，在中美貿易談判中，我們能讓的可以讓，必要時都可以讓；但不該讓的我們果中斷不讓。美國當局曾利用中美貿易摩擦，企圖引誘我國在處理朝鮮半島題目上做無原則讓步。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審時度勢，果中斷保衛我國的核心利益，從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僅僅10個月時間里，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接連四次訪問我國，這就打亂了美國當局的戰略部署,為爭取東北亞和平和我國周邊安全乃至新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取得了階段性的重要勝利。

我們堅信，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指揮若定并進退有度，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把堅守的原則與必要的妥協結合起來，把眼前利益與長遠根本利益結合起來，我國一定是中美貿易戰的共贏者甚至是勝利者。

2.壞事還是好事

中美貿易戰如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似乎是突如其來。從此出發和認定題目，則往往以為中美貿易戰如同國際金融危機一樣，是盡對的壞事。從一方面說，這一看法完全有道理，由于中美經濟貿易聯系已經十分緊密。從第一產業看，美國事世界上耕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人均耕地10畝多。我國人均耕地面積排在世界第126位以后，全國人均耕地面積1.39畝，美國人均耕地面積是我國的7倍多。我國以家庭承包為經營單位，不可能產生規模經營效益，美國畝產是我國的近一倍。我國肉禽蛋奶和食油等副食主要靠進口解決，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約為30%，農產品中的大豆進口依存度高達85%，美國大豆出口依存度50%且約25%的大豆出口至中國。就是國內產的肉禽蛋奶等，也有相當比例是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的。從第二產業看，目前在美國戶外休閑業進口產品中，41%的服裝、72%的鞋靴和84%的旅行用品來自中國。中國生產的玩具、箱包和家具分別占美國市場的86%、61%和44%。目前在中國使用的蘋果手機多達3.1億部，是美國使用蘋果手機的兩倍以上。中國已經購置1000多架波音公司飛機，現在在中國運營的商用噴氣式客機中50%以上是波音飛機。從第三產業看，2008年以來的短短10年時間里，美國聯邦債務已經從10.6萬億美元躍升到22.01萬億美元，而中國目前持有量為1.12萬億美元。美元若升值，不僅中國出口換匯會減少，而且外資還可能較大規模流出；美元貶值，中國外匯儲備會縮水。一般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回報率為22%，2008年美國在中國投資回報率卻為33%，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僅為3%～4%。美國事全球最大貿易逆差國，中國事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占比8%）、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占比21%）和第一大貿易逆差國（占比47%）。中國也是美國的第一大進口國。[14]美國當局對世界特別是對中國開展貿易戰，必然會極大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必然會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學會全面看題目，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15]毛澤東在這里說的“一定條件下”，就是要發揮正確的主觀能動性。自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多多難多難，這是壞事。但是，多多難多難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壯大，催生了以毛澤東為杰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促使中國人民普遍覺醒，這才誕生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又是好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與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僅憑道理教育不了人，沒有多難難就沒有輝煌。1965年2月，世界知識出版社在《赫魯曉夫言論》第三集的出版說明中引用了毛澤東如下的話：“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有正面教員，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還有反面教員”；“假如只有正面教員而沒有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16]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誕生不了中國工農紅軍；沒有慘烈的湘江一戰，8萬多紅軍僅剩3萬多，就不會有后來的遵義會議，就不會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任何殷殷的正面教育都代替不了反面教員和反面教材特有的甚至是刻骨銘心的作用。

正因如此，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說:“我是不喜歡民主黨的，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尼克松上臺。為什么呢?他的欺騙性也有，但比較少一點，你信不信?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我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么社會民主黨，什么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它欺騙的一面。”[17]

從另外一面講，如同抗日戰爭一樣，中美貿易戰打得越持久、越慘烈，越能教育中國人民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長期以來，帝國主義者總是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高尚的、人性的化身，欺騙了不少人。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當局越是不講道理，越是做出出格之事，對我國來說越是壞事，但又能幫助我們進一步認清霸權主義的本質，壞事就能夠變好事。強大而又蠻橫的敵人，恰恰就是最好的老師。美國每一次對中國赤裸裸的搗亂，都能起到這種作用。1948年8月，面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封閉威脅，毛澤東曾經說：“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閉吧，封閉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題目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18]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航天業一直是西方封閉的重點，改革開放后西方反倒對我國的航空業有一定程度的開放。試看本日兩個領域，我國的航天業已是全球的領跑者，而航空制造業卻幾乎是在原地踏步。在今后一些年內，在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錯綜復雜的國際斗爭中，將會經歷更多風雨，經驗更加豐富，中國必將會更加強大。而個別自以為是的霸權主義國家卻經常事與愿違，一直在無意間做中國“最好的老師”。

3.偶然還是必然

有同道把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根本原因“善意”而又簡單地回結為中國過早公布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規劃，公布了“2025制造”規劃，甚至回結為“厲害了，我的國”這樣一句口號的提出；有同道把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回結為我黨隆重紀念了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等等。他們以為，不這樣做就不會刺激美國，就不會有中美貿易戰；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是中方考慮不周、沒有堅持“韜光養晦”的方針造成的，是一次偶然性事件。

筆者不贊成上述看法。馬克思主義以為，事物的必然性往往通過偶然性開辟道路。中美之間突發的貿易戰，從表面看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在起支配作用。早在1945年8月13日，中華民族正沉醉在抗戰勝利的鑼鼓聲中，毛澤東在論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時說：美國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它的這個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19]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我們要學習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20]美國政府不中斷更換班子，但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這一根本企圖從來也沒有改變過。認清這一點，異常重要。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談到“六四”政治風波時說：“這場風波早晚要來。這是國際的大天氣和中國自己的小天氣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早晚的題目，大小的題目。”[21]筆者以為，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僅僅也只能是手段。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附庸，這才是美國的根本目的。

為什么在2018年美國當局要打響中美貿易戰？套用鄧小平關于“六四”政治風波的講話說，中美貿易戰早晚要來。這是國際的大天氣和中國自己的小天氣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早晚的題目、大小的題目。

美國之所以發起貿易戰，是由于特朗普政府以為現行全球貿易格式不利于美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美國已經長期處于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之下，但以美國的體量特別是金融霸權和軍事霸權等，制造業的空心化、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產出比例的失衡等必然使實在體經濟難以支撐整個經濟體的正常運轉，也必然使得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和烈度不中斷提升，終極傷及其競爭上風。

三、美國當局發動中美貿易戰的目的

1.從眼前看，美國當局發動中美貿易戰的直接目的

（1）為在朝鮮半島生事。朝鮮半島歷來是帝國列強威脅、侵略我國的跳板。美國企圖威逼我國在朝鮮半島上無原則、無窮度地讓步，以配合其搞垮北朝鮮政權，這樣他就可以在我國頭部先插上一刀，進而在今后一些年內接著從釣魚島、臺灣再在我國腹部捅上一刀，然后再從我國的腳下南海捅來。三刀并捅，終極將會捅垮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高瞻遠矚，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四次會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打破了一些國家的罪惡圖謀。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盡管有所緩和，但美國當局企圖從朝鮮半島進手威懾我國的戰略企圖盡對不會改變。在特定的條件下，美國當局仍會制造新的借口，在那里接著生事。

（2）為讓中國多買他的東西。美國當局的重中之重是就業。中國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市場。無論農業還是制造業或是服務業，中國大量購買美國的東西，美國就業率就輕易攀升，稅收就得以維持，美國當局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的日子都會好過。

（3）全面打壓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發展特別是“2025制造”規劃。美國戰略家基辛格曾說：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世界。先看第一產業。當年我國在申請加進WTO時，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就說，我們讓中國加進WTO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搞垮中國的農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夸大，我們自己的飯碗里必須盛著自己的糧食。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指示，在今后一些年內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再看第二產業。美國當局如此對待我國沒有上市的華為公司，如此“圍剿”我國的5G產品，特別是企圖打掉我國“2025制造”規劃，就是從根本上遏制我國未來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接著看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核心是金融服務業及互聯網領域。美國當局企圖擠壓我國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無度開放，這樣有利于在遏制我國發展的進程中充分發揮其軟實力和巧實力的作用，企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在金融領域一輪一輪地洗劫我國，并在意識形態領域引誘我國步進蘇聯亡黨亡國之路。

以上三條，我們有我們的底線。我們正在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耐心、最大限度的“寬收留”爭得與美方合作共贏。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對于這一點，我們廣大干部群眾必須要有充分的熟悉。條件成熟時可適當對此進行一些必要的通氣與教育，以消除一些干部群眾不應有的誤解。

2.從長遠和根本上說，中美沖突一定會有的

1971年10月20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葉劍英討論中美關系時說:“美國事‘計算機的國家’，他們是算好了的。”[22]1975年12月2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福特，在福特說要使全世界都相信中美兩國關系良好時說:“慢慢來。”當福特說打算在明年后改善雙邊關系時，毛澤東說:“那好。希看以后兩國友好。我們沖突一定是有的，由于我們中國和美國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23]

毛澤東為什么說希看中美友好，但中美沖突一定是有的呢？

（1）中美合作共贏關系中的中方原有物質資源和發展方式的紅利已相對匱乏。我國原有的物質資源主要指土地資源、各種物質資源、城鄉居民存款再貸出資源、環境資源、市場資源、廉價勞動力資源等；我國原有的發展方式主要指高投進、低產出的粗放型發展方式。美國立國的文化和哲學最深厚的基礎可能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以上六個資源豐厚時，外資到我國來賺錢輕易，以上六個資源相對匱乏時，創新是我國唯一出路并下決心創新之時，美國還會與我們合作共贏嗎？前不久，基辛格在北京訪問期間的最后一次晚宴上說：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過往了，要重新定位。基辛格在這里用婉轉的方式道出了他的真心話，此結論異常重要，不可忽視。這與其前幾年所說“當今的國際體系正在經歷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思想是一致的。筆者揣測，基辛格提出此判定，其主要依據可能就是中國原有的物質資源和發展方式的紅利基本上已被開釋，美國將會“與時俱進”，企圖采用新的辦法在我國繼續獲取豐厚的利潤。比如，擠壓我國金融和互聯網的無度開放，打壓我國高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的正常發展等。這也就是說，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與美國合作共贏的原有方式、辦法已經很難維持。

（2）美國國內經濟題目嚴重。2008年以來，美國基礎貨幣發行量從8000多億美元增加到現在的四萬億美元。2019年2月12日，美國財政部稱，美國未償公共債務總額已達22.01萬億之多。美國總債務為130多萬億美元。美國80%以上的財富來自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全國從事實業的人口不到20%，美國成為債臺高筑的雙赤字國家。美國每年僅支付利息就有1萬多億美元，幾乎即是中國政府一年的財政收進。這是典型的金融帝國主義國家長期積淀的根本性特征。冷熱自知的美國帝國主義，已呈現捉襟見肘的難過之態。美國國內困難越多，美國當局就必然會越加快步伐，采取種種手段把困難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

（3）美國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企圖進一步幻滅。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堂堂正正向世界公布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這“四個自信”，這也導致美國當局企圖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希看的幻滅，并加緊對我國更多地采取強硬的手段。

（4）我國經濟高速發展4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有不少深層次題目凸顯，美國想對我國“半渡而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深化改革，盡非易事。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進深水區，可以說，輕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24]也就是說，我國正在涉渡改革之河的深水區，美國當局恰擇其時，果中斷出手，企圖強逼我從經濟、政治、文化和對外政策等方面全面實行符合他們利益的所謂的“改革”，即放棄黨的領導、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5）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195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赫魯曉夫時，赫魯曉夫說：“這次我們到美國往，感覺美國很怕中國。”毛澤東回答：“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國，而是明天的中國。”[25]1960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心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這是從資產階級的本性不能改變而來的。只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時期，一個相當時期能夠避免，這是可能的。”[26]1989年9月4日，在經歷“六四”政治風波之后，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心負責同道談話時說：“帝國主義肯定想要社會主義國家變質。”[2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本身，就是對美國資本主義制度與價值觀的嚴重挑戰。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特別夸大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他們所說的“結構性改革”本質上一是要我國放棄社會主義道路，二是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眼前和局部看，我們與美國有不少利益交匯點，尤其是經濟貿易往來相互額度占比高；但從根本和長遠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和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和文化是根本對立的。我們很希看中美友好，但中美沖突一定會有。

（6）即使中國搞資本主義，美國也不希看中國發展強大。美國當局直接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從另外一面看，就是企圖使別國其中包括我國永遠處于從屬甚至附庸的位置。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在資本主義營壘內先打起來的。對于社會主義的中國，美國能讓你“和平崛起”嗎？

當今中美貿易戰恰如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躲不開、繞不過、不得不應對的根本性沖突。由于我國應對得當，同時由于美國困難確實繁多，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和題目上可以達成共叫，并使雙方共贏。但在一些關鍵性題目上，中美之間往往針鋒相對。對我國來說，從一定意義上講，當前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戰是一場遭遇戰，同時也必將是一場持久戰。這是與當年時間不太長的抗美援朝戰爭的不同之處。中美貿易戰這場持久戰如同行進在“風景”奇異的山陰道上，此時會山窮水盡，彼時又會柳暗花明，接著還可能是狂風驟雨等，各種可能甚至是難以預料的情況會應接不暇。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都應有千航國際相應的充分預備。

四、積極管控和穩妥應對中美貿易戰

1.我們要開釋最大的誠意，盡力保持與美國良好的合作共贏的經貿關系與外交關系

1972年2月，在與美國總統尼克松交談時，談到首都機場的大標語：“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的口號和毛澤東“只爭朝夕”詩句時，毛澤東笑著說：“這話像放空炮。”真正的共產黨人只能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有機有效的同一論者。我們深知，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合作將造福兩國，也將惠及世界。中美之間必然會有競爭，但不必非做對手，更需要當伙伴。當今美國的GDP居全球第一位，現在還是國際機構、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主要主導者，其產出目前在世界產出中約占22%,但美元在跨境商品計價、儲備、結算、活動性和融資等方面都占一半以上。美國的制造業在衰落，但盡大部分高新科技掌控在其手中。美國當前的軍費開支超過全球前5名軍費開支最多國家的總和，幾乎接近全球軍費開支的一半。特朗普發誓要“讓美國重新偉大”，就是要企圖保持其霸權主義的第一世界的位置。我國外交部多次表態，中國實現自身現代化的道路還很長，我們不會也不必往取代美國的作用。但是，美國內政與外交同樣都有著難以消解的困難，同樣有求于我；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美之間又在一定范圍內和程度上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還有合作共贏的空間。作為經貿利益高度融合的兩個大國，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兩國政府既應對兩國人民負責，也應對世界各國負責。我們始終希看雙方心平氣和地坐下來，通過同等和建設性對話，共同找出一個互利雙贏的解決辦法。我們將盡最大誠意爭取與美國合作共贏的最大化。假如美國當局死抱著冷戰思維與零和博弈不放，其必將在世界其他各國和各國人民眼前輸了理，就會“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無理”。[28]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這也不是什么壞事。

2.自朝鮮、越南戰爭后，美國歷任當局都深諳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之道、之妙，應高度警惕美國不中斷花樣翻新的所謂“軟實力”、“巧實力”和“巧競爭”

假如說，特朗普政府剛剛就任之時，更多迷信其硬實力的話，經過幾年的歷練，現在也越來越倚重其所謂的軟實力等。隨著以我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美國與中國等其他國家的較量將綜合使用貿易戰、金融戰、技術戰、輿論戰和軍事沖突甚至戰爭邊沿等手段，因此在關注看得見硝煙的戰場的同時，更要高度重視看不見硝煙的戰場。有時候，人們往往會覺得理論特別是概念比較枯燥，講故事的方式可能給人印象更為深刻。什么是軟實力、巧實力和巧競爭呢？2000年10月，筆者訪問美國，與美國亞洲安全事務顧問交談。筆者問：“煩您開個藥方，我們中國如何做，中美兩國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長期友好合作關系？”他回答：“中國必須變成民主國家。”筆者說：“民主國家的概念太抽象。”他回答：“就像臺灣那樣總統直選。”大家看，他不僅把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道路規劃得清清楚楚，還把我國神圣領土臺灣十分輕松地分裂了出往。筆者接著問：“美國和中國目前政策都不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你們有沒有把握把中國變成您所說的所謂民主國家？”可能是所問題目太尖銳，他猶豫了片刻，然后十分肯定地回答說：“有！”2001年3月，應日本外務省的邀請，筆者率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日本。訪問期間，曾與日本某大學的一位與其外務省關系密切的教授交談，這位教授建議說：“你們要避免臺海沖突，就要考慮實行‘聯邦制’、多黨制；甚至可考慮中國共產黨改個名字，改一個字也行，也就是把中國共產黨中的‘產’字改成‘和’字，叫‘中國共和黨’，這樣一來，中美、中日之間的一切障礙都不存在了。奧運會可以讓你們申辦成功，WTO可以讓你們加進，另外人權、‘六四’題目等也可以不再追究。否則，你們與臺灣也很難同一。”當筆者說“美日關系是美國為主導，你們日本人說了不算”時，這位教授說：“建議中國共產黨改名字，是美國與我們等多方面反復商量好的。比如，2000年我出國15次，其中到中國大陸6次，到美國4次，往歐洲3次，往臺灣、印度各1次。”世界上最大的中國共產黨改了名字，中國和世界將是什么狀況呢？2008年5月，筆者到英國訪問，與英國從事國際戰略研究的負責人交談。筆者問：“煩您坦率地談談中美關系的遠景。”他說：“中國要硬實力崛起，美國則會舉雙手歡迎。中國若想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早晚必然會發生直接的全面的沖突。”私下里，筆者又請他解釋“硬實力”與“軟實力”在這里的特定內涵，他說：“硬實力就是GDP增長，就是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軟實力就是文化的自信與高科技的發展。”黨的十八大后，我們夸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和科技創新之后，美國開打了中美貿易戰。

3.由于我國的發展壯大和美國寄予的和平演變企圖的逐步幻滅，美國已開始實施對我國進行全方位的打壓、遏制政策，我們必須有所預備

美國國內貧富差距的急遽擴大，使其國內社會主義思潮也有些微顯露；但由于強大資本的多年統治，美國人民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上都仍然處于極度的弱勢。美國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還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博弈。但這兩種氣力又有著高度的契合點。國際金融壟中斷資本需要依靠美元霸權進行全球擴張，而美元霸權的持續有賴于美國的軍事霸權，美國的軍事霸權又有賴于美國掌控制造業的高端環節。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嚴重到無法通過各種“和平”手段解決的時候，通過對外發動戰爭或者引發其他國家與地區之間的戰爭，是符合產業資本即美國軍工復合體與金融資本的共同利益的。最近有報道說，美國海軍陸戰隊已經進駐我國臺灣島，這是在挑戰我國的底線。一些人總是懼怕戰爭，怕為此使我國喪失新的戰略機遇期，這種擔心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是更大的道理。這一更大的道理在管著其他小一點的道理。經濟是基礎，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戰爭則是政治的最高手段。2019年4月3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北約成立70周年紀念活動上竟然警告說：“未來幾十年中國將是北約最大的挑戰之一。”間隔遠遠的中國竟然是北約的最大挑戰之一，難道咄咄怪事？！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從未有過的。彭斯還多次講過類似話語，這盡不是其個人的偏見。這只能說明，這是美國要向我國發起挑戰在尋找借口，其他任何解釋都是無法講得通的邏輯。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內外敵對勢力在我國布局已經多年。當我們要果中斷保衛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之時，他們就可能集中一切氣力進行戰略收網。先以軟實力為主，主要是意識形態、金融等領域，然后是掀作街頭政治，搞顏色革命等。也盡不排除在我國周邊生事，唆使其仆從國在我國邊境挑起局部戰爭的可能性。我們盡不能說和平是世界唯一的遠景，一些狂人在預備著戰爭。這正如毛澤東在1959年所說：“帝國主義為了維持軍火產業和奪取外國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緊張局勢。”[29]當然，他們對我最先挑起的將會是代理人的戰爭。朝鮮半島、臺灣海峽、釣魚島、南海、中印邊境等地，都是他們覬覦的地方。1958年9月，毛澤東說：“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個極點，你就睡不著覺”；“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是怕好，還是不怕好？天天總是怕，在干部和人民心里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30]1959年12月，毛澤東還說：“即使簽訂了不打仗的協定，戰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么協定也不算數。”[31]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我們決不能搞霸權主義，更不會侵略別人。我國總的方針是自衛和防御的反侵略戰略，不能也不會不顧國力大搞武備競賽。但新中國成立70年的實踐已經證實，只有時刻預備打仗，不怕打仗，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扼住企圖染指我國神圣領土的侵略戰爭的喉嚨。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莊重宣告：“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32] 另一方面又特別夸大：“我們保衛和平、維護安全、懾止戰爭的手段和選擇有多種多樣，但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手段。”[33]以習近平同道為核心的黨中心未雨綢繆，搶占先機，大刀闊斧進行軍隊編制體制改革，深進開展反腐斗爭，在我國南海采取必要的防衛舉措等，都為我國贏得新的戰略機遇期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4.資本主義內部包括美國內部盡不是鐵板一塊，我們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

比如，我們決不能低估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在根本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但他們之間同樣有著不同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美國為了自己狹隘的一己私利，大搞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等，已經引發其他發達國家的嚴重不滿。我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這已經贏得其他廣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廣泛贊譽。又比如，這些年來，美國的跨國金融資本是最大受益者，相當比重的產業資本受損；美國的東西海岸地區是受益者，中部地區受損；美國的巨富階層是受益者，所謂中產階級面臨向下活動的危險等。我國已經針對美國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對象，有區別地做好相應的工作。

5.美國既是真老虎，但在本質上又是紙老虎，勝利終極必然屬于人民

1953年9月，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34]1958年12月，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成千萬地吃人。”[35]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壟中斷資本的本性是要嗜血的，汲吞不了新的血液，它就必然死亡。所以，不管你是否刺激它，它都是要吃人的。它在本質上是真老虎，這毫無疑義。我們還應看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某些方面的制度也遠比我們成熟得多。況且它們經驗豐富，在我國布局也已多年，在具體應對上，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它們，盡不能大意。對于這一點，我們盡不能重犯我黨歷史上所出現過的“右派幼稚病”。我們要牢記，美國事真老虎。這是建立在我們的戰術思想上的。

1959年3月4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心書記杰克遜時說：“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氣力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似乎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大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地，可是一動都動不得，千航貨運 空運價格，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美國國內的情況也不那么好”，“這不是興旺的征象。”[36]1970年10月8日，毛澤東對來訪的金日成說：“這個美國，它管的地方太寬了，又要管亞洲，又要管歐洲，又要管中東，又要管非洲，又要管拉丁美洲，還要管它本國的人。現在世界大戰可能性比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國主義搞世界大戰信心不足。美國的氣力還是相當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寬哪，氣力不能集中，就難解決題目。要打，靠美國。而一打呢?勢必有些地方的革命要趁機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出了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出了我們這些國家。現在還不能中斷定它一定不打。總而言之，美國人進退兩難。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往，它也難。”[37]現在看來，美國當局依然是外強中干的紙老虎。從表象看，美國當局拿腔作勢、氣勢洶洶，是挺唬人的。但從戰略上看，金融帝國主義及其在各方面的代理人，都不過是垂死的氣力，已經腐爛，沒有前途。我們有理由蔑視他們。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某些方面的制度遠比我們成熟，況且它們經驗豐富，在我國布局已多年，在具體應對上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他們，盡不能大意。有人總想早一點結束中美貿易戰，一心一意在我們國內搞建設，這一愿看無疑是很好的。但是，假如套用毛澤東在抗美援朝時的一系列戰略思想，我們也完全可以這么說，中美貿易戰不是我們要打的，是美國當局要打的。這個仗要打多久時間，不是由我們所能決定的，是由美國當局決定的。我們的態度也只能是，他們要打多久，我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他們服輸的時候為止，打到我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我們不怕拖，也不性急。該談則談，該打則打，該和則和。中國人民一旦站起來了，就不會收留許世界上其他國家再用種種形式侵略我們。中華民族就是這樣一個果中斷戰斗的民族。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38]正因如是，必須深刻估計到各種可能碰到和必然碰到的困難情況。但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深知，也正如毛澤東所說：“美國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干的。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這里包括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和不害怕帝國主義的恐嚇。”[39]同時，美國又是紙老虎。這是建立在我們的戰略思想上的。

注釋：

[1]《習近平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和財政部長》，《人民日報》2019年2月16日。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頁。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頁。

[4]《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頁。

[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頁。

[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頁。

[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心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頁。

[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頁。

[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頁。

[10]《習近平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和財政部長》，《人民日報》2019年2月16日。

[1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5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13]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14]以上主要數據來自新華社世界題目研究中心李長久研究員。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頁。

[16]《〈赫魯曉夫言論〉第三集的出版者說明》,《人民日報》1965年2月26日。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心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70頁。

[1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頁。

[1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頁。

[20]《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心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627頁。

[24]《習近平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人民日報》2014年2月9日。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

[28]《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頁。

[2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頁。

[32]《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33]《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8月2日。

[3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心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頁。

[3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頁。

[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622頁。

[3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中心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頁。

[3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心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頁。

[3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33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刊發時，個別文字作了調整）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李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