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日韓兩國簽訂《日韓基本條約》，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但是歷史遺留題目并未完全解決，日本強占勞工題目一直橫亙在兩國之間，積怨已久，以至于在G20大阪峰會上，安倍甚至都沒有和文在寅單獨會面。

勞工賠償爭議，為何成為影響日韓兩國近期關系的一大因素？雙方訴求有何不同？本期《環球交叉點·大咖駕到》，請到上海社科院國際題目研究所副所長李開盛，為您分析。

“勞工索賠”為何引發日本限制對韓出口這一“驚天大案”？一樁有關歷史的糾紛，為何變成現實世界中的“恩怨情仇”。日本有日本的論述，而韓國也有韓國的理由。要弄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就要弄明白勞工賠償題目的前因后果。

日本政府此次報復韓國的一個理由是：韓國不遵守1965年兩國所達成的協議。二戰期間，海運費，日本征用了大量的朝鮮半島勞工，數目達到百余萬之多，戰后韓國希看得到日本的賠償。1965年6月22日韓日邦交正常化時，兩國除了簽訂《日韓基本條約》外，還簽訂了《關于解決請求權題目與經濟合作的協定》。根據這些協定，日本政府在10年內向韓國千航國際賠償3億美元、貸款2億美元。在日本看來，這些協議與賠款意味著兩國及其國民之間的請求權的題目得到了“完全、徹底的解決”。

但在韓國方面，所謂“勞工賠償題目已解決”，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題目。當時樸正熙政府簽訂《日韓基本條約》就受到國內的強烈反對。很多人以為對日本讓步過大，樸正熙當時不得不由此下達"戒嚴令"來對付反對派。另外，日本提供的3億美元以及其他款項在當時看來金額巨大，但樸正熙政府主要將其用于發展經濟，千航國際，真正用在受害勞工身上的錢很少。

自此以后，韓國內部對此題目在不同的時段，也存有如下方面的分歧：

一是政府與民間的分歧。民間有觀點以為，1965年的協議損害了民間的賠償請求權，因此是違憲的。

二是進步派與守舊派政府的分歧，海運報價 國際快遞，守舊派總體上是維護當時協議，不承認民間仍然有賠償請求權。2009年李明博政府就說過，勞工的對日補償的請求并不成立。而進步派則對勞工持同情態度，在歷史題目上對日本持批判態度，故實際上支持民間有賠償請求權。

三是政府與司法之間的分歧。不管進步派還是守舊派，只要是當選，或多或少都要照顧以前政府的態度。2005年，進步派的盧武鉉政府重新調查日本強征勞工題目，但并未推翻1965年的協議。法院以前也是支持該協議的，但2012年，韓國憲法法院做出裁決，裁定韓國民間個人仍然可以向日本要求賠償。

文在寅總統屬于進步派陣營，執政以后在慰安婦協議、勞工賠償等題目上，對前政府樸槿惠的政策持批判態度，上述三個方面的分歧也就實現了"合流"。在此背景下，韓國法院在2018年先后做出了對日本相關企業的賠償判決，并對拒不履行賠償的日企實行扣押資產的措施。

然而，日本很多政治勢力對歷史題目抱著頑固的拒不悔罪的態度，加上有1965年的協議做擋箭牌，更是不愿意讓步。特別是安倍作為二戰后任期最長的首相，其空前傲僑的執政地位讓其對文在寅政府的做法十分惱火，早就要想著對韓國進行制裁。現在G20峰會開千航國際完，參議院大選又在即，安倍政府看準時機，就拿韓國動刀了。

經濟的背后是政治，現實的背后是歷史。在韓日爭真個背后，就是這樣一團剪不中斷、理還亂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