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美國主要憑借三大談判進行貿易戰略部署，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與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TPP意圖構建一個“面向21世紀、高標準、全面的自由貿易的平臺”，目前擁有13個參與國，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9%，貿易額超過世界貿易總額的40%。TTIP談判由美國和歐盟于2013年6月啟動，意圖在廣泛的經濟領域內消除貿易壁壘，建立美歐利益共同體，包含市場準進、法規與非關稅壁壘、應對全球貿易機遇與挑戰的規則，議題集中在服務、市場準進、競爭、投資等方面內收留，若完成將成為史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覆蓋世界貿易總量的1/3、全球GDP的1/2，涉及人口8個多億，并將有力地促進美歐雙方的就業、增長與競爭。TISA在2012年由美國和澳大利亞牽頭建立，現有50個成員國，意在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基礎上，達玉成面覆蓋服務貿易各領域的、更高標準的協定，為全球每年4萬億美元的服務貿易制定新規則，內收留包括擴大市場準進，消除服務業的貿易和投資壁壘，且是中國唯一正式提出加進的高規格自由貿易協定。

　　一、國際貿易新規則的主要特點

　　縱觀三大談判，TPP和TTIP聚焦于生產環節和經濟體制領域，TISA側重于服務貿易領域，構成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三位一體的新形勢。三大談判相互影響、相互補充，構成了美國從雙邊、區域到諸邊、多邊的全方位的貿易戰略，是美國為了重新把握國際貿易領導權而共同構建的國際貿易新規則，有著鮮明的特點。

　　一是服務貿易、投資取代貨物貿易成為核心。服務貿易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趨勢。國際貿易規則的聚焦點也從貨物貿易轉變為三位一體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在服務貿易方面，TPP新增了包括金融服務、電子商務等服務業專門條款。過往的自貿協定往往不會把金融、娛樂、醫療、會計等高端服務行業列為開放部分，而TPP、TTIP和TISA 則重點打開這些行業的市場準進，并設置條款以消除跨境服務貿易壁壘，千航貨運 空運價格，進步各成員國服務貿易政策的透明度。在投資方面，TPP把母國企業在東道國建立企業的權利放在首位，著力構建監管一致性規則，即在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建立一個共同的監管條款，避免東道國濫用本國法律給投資者制造壁壘。

　　二是談判議題向邊界后規則轉移。隨著國際貿易環境變化，信息化和電子商務得到廣泛應用，貿易操縱的形式發生變化，談判中產生了很多新的交叉議題，如監管一致、國有企業、電子商務、中小企業等。這些交叉議題呈現出新的規則走勢，即從邊境貿易壁壘議題深進國境內部，構建邊界后規則。邊界后規則試圖在關乎成員國國內經濟制度建設方面建章立制，包括競爭中立、貿易便利化、數據自由活動、非歧視政策、知識產權保護、信息技術發展、政府透明度等。TPP、TTIP中都涉及國有企業的競爭中立原則，以限制一國政府層面的貿易行為，使國有企業不能享有比其他企業更高的特權，并答應其他國家企業進進其政府采購市場，對成員國國內市場提出了很高要求。

　　三是標準和自由度更高。新貿易投資規則的標準比WTO與APEC現行規則更高，其中很多要求都超出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TPP成員國須在十年內實現百分之百零關稅，包括敏感商品，以實現貨物貿易完全自由化。并在知識產權保護部分，加進了加強互聯網知識產權保護、延長著作權的保護時間、規范臨時性的侵權行為等高要求條款，在互聯網自由與執行上，涵蓋進了數據的跨境活動，引起新西蘭等國家對隱私的擔憂。各協議均在電信、金融等關鍵領域和電子商務等新興領域主張全方位自由化，領域之廣泛前所未有。在服務貿易方面，高標準高自由度體現得格外明顯。美國挑戰《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正面清單原則，力推負面清單原則，即除了明確列出的經濟部分外，其余的都進行開放。這意味著在服務貿易中出現的任何新部分，都將自動開放，使交易更加便利的同時，也給貿易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四是新規則更多地體現了高收進國家的意志。新規則是以美國為首的高收進國家為了促進本國增長與就業而推動建立的，適應了發達國家的需要，但是拋棄了WTO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很高的標準和很廣的自由度遠遠超出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承受能力，也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責任義務不相符，實質上成為一種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如TPP談判中，美國主張針對敏感產品實施的原產地規則帶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對紡織品的生產采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紡紗前沿”方法，即從棉紗開始都要在TPP成員國中生產，避免中國等中間國獲利。

　　二、新規則對世界及中國經濟的影響

　　世界經濟格式將受到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沖擊。美國等發達國家作為規則主導國可獲得豐厚利益，重新執掌國際貿易主導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潛力和發展空間受到抑制，傳統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競爭由產品競爭轉向規則競爭，南北差距可能進一步拉大。

　　一是美歐日發達國家為主要受益者。新規則范圍廣、自由度高、標準高，符合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利于其發揮產業上風和技術上風，因此美國主導的新規則，對本國的經濟增長、出口與就業產生強大的促進作用，歐盟和日本也將從中獲利頗豐。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估計，達成TPP協定將促進美國GDP年均增速0.4個百分點；歐盟猜測TTIP協定會抬升美國GDP年均增速0.4個百分點，可使歐盟GDP年均增速上升約0.5個百分點；日本內閣測算，日本GDP10年內年均增速會提升0.6個百分點。在促進出口增長方面，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研究數據顯示，若非關稅壁壘削減為目前的1/2，TPP協定將促使美國出口年均增長4個百分點，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則預計TISA將帶給美國兩倍的服務貿易出口額。歐盟預計TTIP協定可使歐盟出口年均增長6%。由于日本在產業制成品出口方面有極大上風，TPP協定將極大促進日本的產業制成品出口。

　　二是新興經濟體發展受到遏制。在三大談判中，中國、俄羅斯、印度等主要新興市場國家集體“被缺席”，美歐鞏固其在全球貿易體系中領導地位的意圖昭然若揭。一方面，以TPP和TTIP為首的區域貿易協定將著重擴大區域內貿易額，自然對被排除在外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形成遏制；另一方面，失掉貿易規則話語權，將使新興國家陷進被動，超過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高標準將阻礙出口增長，邊界內規則對國家內部經濟政治體制調整與改革施加強大壓力，原產地規則將使全球產業鏈中間產品生產國的利益蒙受損失。

　　三是對中國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體現在，一方面，很多新規則和新的標準符合中國改革的方向，有利于促進甚至倒逼中國國內改革。為了適應三大談判尤其是TISA的對于服務貿易的高標準，我國將更有動力發展服務貿易，加快貿易結構轉型升級；另一方面，海運報價 國際快遞，區域貿易協定的溢出效應客觀上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做大世界經濟蛋糕，從而增進中國收益。以TTIP為例，歐美對其他地區貿易將增加330億歐元，且歐方報告稱，一旦歐美間各種壁壘和同一標準得以消除，TTIP 將為除歐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帶來 1000 億歐元的 GDP 增長。但是與之相對的，還有對中國貿易、投資與經濟增長方式巨大的挑戰。首先，新規則的高標準，成為新形式的非關稅壁壘，會影響我國的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測算，假如我國不加進TPP，出口增速將比2013年預期增速下降1.02個百分點，GDP增速將下降0.14個百分點。其次，美國通過將中國排除在主要貿易協定之外，達到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地位，跨境鐵路 國際物流，沖擊中國區域合作戰略的目的，這將給中國帶來壓力。最后，國際貿易新規則中的邊界后規則已經深進國內，除經濟領域外還涉及非經濟領域，可能對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造成深遠影響。美歐一直以為中國的出口上風主要來源于政府的支持和國有企業，因此TPP和TTIP中主推國有企業競爭中立原則，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將可能影響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

　　三、中國的應對策略

　　（一）宏觀上，全面參與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制定

　　首先，在全球層面，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區域貿易協定究竟不是多邊貿易協定，優惠只針對成員國，也無法解決規則同一的題目，對協定外的國家，可能產生貿易轉移效應。而且目前的自由貿易區主要成員都是些小經濟體，可以以為美國早晚要重回多邊談判框架，堅持多邊貿易體制對中國來說是最有利的選擇。因此，中國應該繼續支持WTO在世界經貿治理中的作用，協助其進行改革，推進多哈回合及相關貿易規則談判。同時，應呼吁推動各種自由貿易區的整合，以應對由此造成的國際貿易規則碎片化，避免區域貿易協定成為貿易壁壘。

　　其次，在區域及雙邊層面，加強區域合作，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現在是自貿區主導發展的時代，截至2013年10月，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請并生效的自由貿易區已達到221個，而其中80%都是近十年談判簽署的。中國在建自貿區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總體來講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相對落后。現階段我國與自由貿易協定伙伴的貿易額僅占我國貿易總額的24%，排除港澳臺地區則僅占11%。而美國和歐盟的對應數據早在2011年就分別達到了37%和27%，水平差距較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我國應當通過實施自貿區戰略，擴大出口市場，進步貿易和投資條件和環境，促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進步開放型經濟水平，促進地區繁榮。

　　最后，爭取在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我們一方面應該捉住上海自貿區的契機，搭建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平臺，另一方面則應在現有“10+1”、“10+3”、“10+6”等基礎上，加快與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并在相應談判中發揮主導作用，設計出適合中國特點，并能平衡區域各國利益的中國版國際貿易新規則范本。

　　（二）微觀上，對不同規則采取區別對待態度

　　對于與我國改革方向一致的規則，要順勢而為。如在服務貿易方面，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發展服務貿易，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我國事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但服務貿易還是短板。中國服務貿易逆差近12年持續增加，2013年達到1184.6億美元，比2012年的897億美元增加了32.1%。因此，我國應順應國際貿易新規則的要求，加大服務貿易開放，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方式轉型。

　　對于符合經濟發展趨勢的標準，要迎頭遇上，如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等方面。特別是在環境標準的制定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進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賞罰機制。”中國應加強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向國際標準靠攏。

　　對于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的規則，要辯證對待。如TPP和TTIP中提出國企的競爭中立原則，要求保證國有企業的信息被充分表露，且政府政策必須在不同類型企業的競爭中均保持中立，這對我國國有企業及其產品產生很大約束。我國國企主要在基礎性行業和關鍵領域，國企全部實現競爭中立將威脅我國經濟安全和獨立。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中國的國企數目龐大，體制改千航國際革尚不到位，這就要求我們，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根子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在競爭性環節，加大開放力度，答應更多國有經濟發展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答應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加快勞動力要素自由活動的對外貿易戰略轉型研究”[14ZDA082]、“我國人力資本要素內涵式演進與國際經濟競爭新上風培育研究”[14AJL01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蘭州商學院甘肅省“飛天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吳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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