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資本時差 2006年，北京發生了一件舉國震動的案件！ 那一年8月11日的下午，海淀區城管大隊海淀分隊的副隊長李志強，跟往常一樣，與同事一起在中關村電子商貿城的路邊進行執法。 這個時候他們看到了在路邊賣烤腸的崔英杰，作為城管，李志強當時就沒收了這個小商販的三輪車。 崔英杰，26歲，退伍軍人，看到三輪車被沒收之后，給城管大隊副隊長李志強跪下，說：“求求你，這是我全部身家性命，放我一馬吧”。 李志強作為城管副隊長嚴格執法，當時并沒有理會崔英杰的請求，結果崔英杰想都沒想拿出切香腸的小刀向李志強刺往，李志強不治身亡，殉職了，崔英杰案發后逃跑，后來崔英杰被抓捕回案后，一審判正法刑！ 這就是當年震動全國的“崔英杰案”。 一、“崔英杰案”之下 地攤經濟首次大力扶持 就在“崔英杰案”發生后的半年時間，2007年兩會前夕，我國另外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發布了一份《城市設攤導則》。 上海的《城市設攤導則》有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意見就是：不再一律封殺馬路攤點，并有序開放馬路攤點，而且還給小商販們頒發了臨時許可證。 上海行動之后，重慶、南京、鄭州、石家莊等城市紛紛跟隨，一份份路邊攤解禁的地方性文件相繼頒布。 一場牽扯到數百萬城市邊沿全體的變革：地攤經濟，轟轟烈烈的展開了，僅重慶當時就規劃了400多個馬路攤點，設立了10000多個攤位。 可能是由于“崔英杰案”影響面太大，在2007年的全國兩會上，關于是否解禁路邊攤，發展地攤經濟成為當時兩會的熱議話題，有的代表明確的提出建議地方千航國際政府答應路邊擺攤。 2007年的兩會過后，3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草案）》面向全社會公布，遺憾的是這份《草案》當中并未明確的提出要支持地攤經濟，但是也沒有明確的禁止，國際貨運 空運價格，在地方性的政策文件支持之下，地攤經濟在2007年也確實火了一把。 地攤經濟放開之后，影響最為明顯的就是：失業率。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我國的失業人數結束了過往4年以來的連續增長，出現了首次下滑，城鎮登記失業率將至了4%。 由此可見，地攤經濟對于發展就業幫助還是蠻大的，可誰想，就在此時，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正在悄無聲息的醞釀。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迅速席卷全球，當時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未能幸免，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返鄉潮和就業難的題目越演愈烈，失業人數和失業率急劇飆增。 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解禁攤販、發展地攤經濟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新京報發表評論文章《解放地攤經濟緩解就業難》，這篇文章當時還得到了CCTV的轉載。 不過，金融危機之后，解放地攤經濟的呼聲固然很高，但是從政策層面并未給予地攤經濟太多的支持。 二、“崔英杰案”再現 “地攤經濟”迎來二次松綁 “崔英杰案”發生的十周年后，慘劇再次出現，這一次地點從北京變成了南京。 2016年9月21日晚間，南京市玄武區城管大隊鎖金村街道中隊副指導員任克明在街道巡查時，發現水果攤攤主葛小燕在慢車道上占道經營，執法職員要求其立即改正。 可幾分鐘之后，葛小燕又把地攤從慢車道換到了快車道，任克明正預備下車對其勸離，可萬萬沒想到，葛小燕拿起手中的水果刀就刺向了任克明，根據當時的同行的執法隊員回憶：“現場太慘了！一刀下往，鮮血直噴。我實在不忍心再看下往。” 終極任克明搶救無效因公殉職，商販葛小燕被判正法刑。 “葛小燕案”發生后的1年，2017年8月份，國家出臺了《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該《辦法》放寬了不屬于無證無照經營的活動范圍，明確了諸如早市、夜市擺地攤不需要再辦證。 固然《辦法》松綁了，但是千航國際“占道經營”、“擺地攤”等行為在全國文明城市考核指標當中卻是一項“扣分項”，簡單來說“擺地攤”這種行為可能不是太“文明”。 全國文明城市固然對于一個城市來說只是一個稱號，但是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那是至關重要。 到底有多重要？ 舉個例子，全國上下，大大小小的城市當中，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標語隨處可見，為了爭取這個榮譽稱號，有些城市掀起了“煙頭革命”，馬路上不能有煙頭，假如發現，環衛工人就得面臨罰款。 更為夸張的是“垃圾以克論凈”，每平方米的灰塵超過5克，就要面臨處罰，有些環衛工人為了樹葉不落到地上提前把樹葉給打下來。 這背后的原因很簡單，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對于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極其重要，是政績的一部分，假如被選上基本上都會得到升遷。 因此，盡管有《無證無照經營查處辦法》對于地攤經濟的松綁，但是由于有全國文明城市等“考核要求”，“地攤經濟”還未能完全開釋，城管和小攤販之間的貓和老鼠的游戲還在持續。 三、“六穩”、“六保”之下 徹底松綁 2020年，一場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我國率先受到沖擊，學生延長假期、工廠停工停產、全民居家隔離，整個社會經濟由于疫情一度陷進“停滯”。 今年一季度，我國國內的GDP同比下降6.8%，是1992年有統計季度以來首次淪為負增長，今年2月份的城鎮失業率達到6.2%，3月份的為5.9%。 不過，這個數據還是稍微有點“守舊”的，由于我國的失業率統計方法采取的是登記制，有個條件就是農村戶籍默以為全部就業，就即使城鎮戶籍只有你往勞動部分登記了才算作失業。 假如我們采取國際上的調查失業率，失業率可能會更高。 要知道，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就業題目往往都是頭等大事，比如在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數據之一就是每個月所公布的非農數據和失業率數據。 道理很簡單，有工作不一定能夠發財，但是沒工作、沒老本的話就可能連飯都吃不飽。 在我國也是同樣如此，就業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8年，面對國際貿易環境的新挑戰，在“731會議”上，國家提出“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預期。 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貿易環境的惡化，“417會議”上，我國在原先“六穩”的基礎上再度提出了“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給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無論是“六穩”還是“六保”，“穩就業”都排在第一位，優先級高于其他任何任務，尤其今年是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一年，就業必須得穩住，否則很難實現目標。 如何保就業，成都率先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今年3月15日，成都市率先出臺政策，松綁“地攤經濟”、答應商販占道經營，設置了3.6萬個活動商販攤位，一夜之間增加了10萬人的就業。 成都市“地攤經濟”的成功經驗在今年的兩會上被重點提及，贊譽有加。 5月28日，中心文明辦明確規定，在今年的全國文明城市評選指標中，不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活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收留。 有高層的點贊推廣，有中心文明辦的支持，綁在“地攤經濟”上所有的枷鎖全都解除了，“地攤經濟”全面爆發。 6月3日，“地攤經濟”成為網絡熱詞，小商小販們紛紛出門開始擺地攤，“國家需要啥，五菱就造啥“的五菱汽車由于推出了一款”擺地攤汽車“，其股價盤中一度暴漲126%，江西九江瑞昌市的城管隊員主動打電話邀請小商販在出門擺地攤。 最后，可能“崔英杰們”做夢也沒想到如今的地攤經濟這么火熱，小商販們還能接到城管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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