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下手，包括切中斷與中國的關系。”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4日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這個表態，不僅把“甩鍋”掄出了新的高度，也把對中國的威脅恫嚇升級到新的高度。 而且，這樣的威脅恫嚇，不是特朗普的獨角戲。 5月12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主導提出了新冠疫情問責法案，要求特朗普在60天內向國會證實，中國完全配合美國主導對新冠病毒爆發進行調查。該提案規定，假如中國不與美國合作，不答應美國調查新冠病毒傳播，美國將對中國實施制裁。 美國的這番操縱，即便不是中美關系跌進谷底的前兆，那也意味著這種可能性，已經升至兩國關系史上未曾有過的高度。假如考慮到最近美國對中國高科技公司的無底線打壓，那么遠景更不收留樂觀。 美國到底想干什么？ “特朗普因素”沖擊中美關系 這個題目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即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以及以特朗普為總統的美國，到底如何看待中美關系，國際貨運 空運價格，想把兩國關系引向何方？兩者密切相關，但并非完全等同。 先來看特朗普的個人因素。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是執政者的執政行為受到制度化的約束，不再把自己的權力視為天命所系。客觀地說，特立獨行的特朗普，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天地任我行”，盡管他自我感覺是“天選之人”。 但與此同時，很少有人會懷疑，特朗普是美國總統中，少有的能較為成功地把個人性格“融進”到國家性格中的政治人物。換句話說，他的個人因素顯性地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形象和行為。 憤怒、好斗、自私......這些特朗普的個人性格，幾乎都成了當今美國的“國家標簽”。至少在直觀上，這樣的比對不會有什么違和感。 他是如何做到的？理論上的研究留給政治理論家們往探討，我們需要關注的是，現實中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美國著名作家邁克爾·沃爾夫，在其暢銷書《火與怒：特朗普白宮內幕》中提到一段軼事：特朗普要求給自己的臥室房間上鎖，但負責總統安保的特勤職員堅持，他們必須保有能隨時進進房間的權力，雙方還曾為此事發生爭執。沃爾夫想傳遞的信息是，特朗普是一個危機感很強、很缺乏安全感的人。 特朗普的人生觀建立在“人性本惡”之上，甚至可以說他是這種人生信仰的原教旨主義者。從商界拓展到娛樂界后，特朗普在2004年一期名為“飛黃騰達”的脫口秀節目中說：“歡迎電視觀眾們來到一個野蠻的達爾文世界，這座島是真正的叢林。假如你不當心，它會把你嚼碎了再吐出來。” 在特朗普的邏輯中，好斗是應對“危機四伏世界”的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人類是最危險的動物，人生就是一系列戰斗，要么贏要么輸”，他1981年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的個人觀點，在2016年大選前變成了政治主張。 在參加2016年大選前，特朗普出版了一本名為《殘缺的美國：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書。他在這部帶有競選宣言意味的書中寫道，“世界從未像現在這般布滿危險”，并以個人成長經歷做注腳：父親弗雷德特朗普曾這樣教育他，要讓自己成為強硬的競爭者，“假如你不警戒不兇狠，你永遠無法在貿易世界生存”。 特朗普與父親弗雷德特朗普 貿易世界的信條，隨著特朗普進主白宮而進進了美國政治。這個轉變過程并不復雜，運行邏輯也不深奧。從2017年1月宣誓就職，到2020年四年任期即將結束，特朗普的內閣成員更換如走馬燈。看看哪些人走了，哪些人留下了，就再明白不過了。 不贊成特朗普打貿易戰的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走了，換上了為貿易戰搖旗吶喊的庫德洛。苦勸特朗普不要肆意攻擊盟友的國防部長馬蒂斯走了，換上了言聽計從、幾乎沒有存在感的埃斯珀。傾向于建制派外交原則的國務卿蒂勒森被炒了魷魚，換上了執念戰略競爭的蓬佩奧。執著于傾銷新冷戰的副總統彭斯，一直享有特朗普心腹的待遇。 有位分析人士曾這樣評價特朗普，特朗普有主動尋求敵人的自然嗜好，他總是通過攻擊對手并將其徹底擊敗，來證實自己的存在感以及存在的正當性。成為美國總統后，他通過憲法賦予的權力，打造了一個以爭強好斗且不折手段為特征的“戰斗內閣”。 這樣的美國，“戰斗”對象幾乎指向整個世界。由于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認定：美國的經濟題目，是由于與貿易伙伴的“糟糕協議”；美國的社會題目，根源都在于外部世界；美國不再偉大，整個世界都應該被問責。 當然，首當其沖的是中國。 就特朗普的個人因素來說，如今他把中國定為頭號目標，在邏輯上與1980年代他視日本為美國的最大經濟威脅沒什么不同。那時，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還未涉足政界的特朗普，在政治上的一個鮮明態度是，美國必須“敲打日本”，由于日本在安全上受美國保護，但在經濟上卻占美國便宜。 但目前的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無論在綜合實力、增長潛力還是戰略意圖上，都更能讓作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產生危機感。所以，應對手段必須升級，甚至不擇手段。在特朗普眼里，即便中美經貿關系“完美”得無可挑剔，他也會在其他領域挑刺。 在新冠疫情題目上“甩鍋”、甚至借此在國際上打壓中國，即是最新的案例。這樣的思千航國際維邏輯，遇上美國的選舉季，決定了特朗普在處理對華關系時毫無底線。固然“切中斷與中國的關系”很可能只是威脅，但總統這樣表態，即是說給中美關系的繼續惡化，留下了幾乎“無窮”的空間。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現階段中美關系劇烈震蕩，甚至呈螺旋式下滑的態勢，帶有強烈的“特朗普因素”。 美國的態度 但同時應該留意到，“特朗普因素”讓中美關系劇烈震蕩成為了現實，但這種現實何以可能？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層面題目：以特朗普為總統的美國，如何看待中美關系？ 歷史地看，特朗普就任總統前，美國處于重新定位中美關系的“迷茫期”。特朗普所做的，是把迷茫變清楚——將中國確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固然這種定位符合特朗普思維簡化的個性，但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中美關系的歷史脈絡。 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關系破冰以來，兩國關系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關系定位”也一直在變。 1972年，與周恩來總理在歡迎晚宴上的尼克松總統 從中美建交到冷戰結束，兩國關系表現出“準同盟”的特征，戰略基礎是反對蘇聯威脅。但在冷戰后期，中美關系開始從“反對共同的敵人”，向“尋找共同的利益”轉變。這一點，突出變現在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上，經濟成為壓艙石就始于那個時期。 冷戰結束后，中美“共同的敵人”消失。對于美國來說，自那時起如何定位中美關系，就進進了迷茫期。經歷冷戰結束初期的搖擺不定后，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內，把兩國關系定位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但這種定位當時在美國國內遭遇強大的反彈，此后的美國歷任政府再也沒提。當時美國較為主流的看法是，中國的實力還夠不上成為美國戰略伙伴的“資格”。 小布什總統競選期間把中國稱對“戰略競爭對手”，但此后的911事件促使其做了政策回調，沒有把這個定位寫進任何公然的官方文件。小布什政府時期，中美關系處于“非敵非友”的狀態，對華戰略呈現“接觸加遏制”的特征。 對于中美關系，奧巴馬總同一直沒有給出一個清楚的定位，一方面在表態上“歡迎中國崛起”，另一方面在行為上“防范中千航國際國崛起”。口頭上沒有稱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但已經開始為戰略競爭布局，比如推行“亞太再平衡”、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 特朗普政府終結了美國的“定位迷茫”，不僅在官方文件中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還在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層面，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有了清楚的定位，就可以動用戰略資源，結果就是中美關系劇烈震蕩。 從歷史脈絡來看，中美關系的定位從模糊到清楚，可以說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對于這個轉變，目前較為經典的解釋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因實力的接近而走向沖突。 毫無疑問，“實力變遷”的邏輯具有一定解釋力。假如從兩千多年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總結出規律，依然適用于如今的中美關系，那不僅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也是人類政治進化的尷尬。 誰來定位中美關系 中國不是古雅典，美國也不是斯巴達。中美關系螺旋式下滑的現狀，閃現著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魅影，但也有著古歷史中所沒有的因素。中美兩國事否愿意，以及如何避免重演歷史，更大程度上還在于如何處理“現代因素”。 奧巴馬執政后期，美國戰略界展開了關于中美關系的大討論，比較主流的觀點是以為美國對華外交失敗，重塑對華戰略勢在必行。在華盛頓政治圈看來，美國希看中國越來越像美國，但中國卻越來越走向美國預期的反面——政治上更加威權，經濟上偏離自由市場。 中國人走自己的的路，當然是中國人說了算，而不是美國人。但美國的確在相當長時間里，從“希看”的角度來處理中美關系。 尼克松1968年就任美國總統前一年，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題為《越戰戰爭之后的亞洲》的文章，提到對華外交時指出，中美兩國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安全觀念上的明顯差異，是不爭的事實。但他同時也夸大，不能讓中國長期游離于國際社會之外，并使用了“nurture”（扶持、教化）一詞，即美國應該促使中國成為亞洲的穩定氣力，而不是威脅因素。 假如說當年尼克松的“nurture”只是個人觀點，那么從冷戰結束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宗教狂熱般地推廣西方式民主可以看出，這種個人觀點事實上很大程度上演變成了美國的外交理念。 克林頓總統主張中國應該加進世貿組織，可以說是這種戰略的突出體現。換句話說，在對華關系題目上，美國曾經抱有讓經濟融合往“實現”政治意愿的希看。 奧巴馬政府后期，對這種希看產生了質疑，所以盡管口頭上沒說，但事實上開啟了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特朗普進主白宮后，“希看幻滅”成了政治正確，結果是戰略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更激烈的競爭，又導致了矛盾惡化到難以調和的程度。比如，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彭斯、蓬佩奧，在公然場合頻繁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體制。這已經觸及到中國的核心政治利益。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政府高官鮮有這樣的政治動作。目前美國對華外交的咄咄逼人，不可能不讓中國產生“受害者”心態。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權力運作模式不同于美國的中國，在綜合實力上越接近美國，客觀上對美國世界霸權“正當性”的威脅就越明顯。 這一點，在新冠疫情的應對上體現的尤為明顯。中國迅速遏制疫情并快速走向經濟復蘇，與美國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雙雙高居世界第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新冠疫情注定將成為人類的集體意義，其中就包括美國的戰疫表現。至少在美國看來，中美戰疫的巨大差異，對“偉大的美國”來說，也是一種心理傷害。 是歷史的偶合，也是現實的諷刺，中美兩國竟然在歷史上首次，同時產生了“受害者”心態。這種心態，尤其不利于政治上的妥協，以及政策上展現靈活性。 特朗普政府看似手段很多，但對華外交上可以說毫無章法。固然特朗普解決了“定位迷茫”題目，但隨即陷進了“戰略迷茫”題目——如何競爭？ 美國前外交官克里斯托弗·希爾，近日在題為《華盛頓到底想從中國得到什么》的文章中寫道，憤恨不能成為政策的替換品，特朗普政府把一切題目回咎于中國，并不能解決美國的題目。在他看來，如今的美國政府并沒有明確的對華政策，只是在與既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屈服于美國的中國“死磕”。 中美關系的“定位權”，歷史上主要在美國手中。未來則不一定，至少中國有了更大的發言權。中美關系的質變，并不等同于會變得面目全非，中國如何應對也很重要。 截至目前，中國任何官方文件，都沒有把中美關系稱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表述。也就是說，在中美關系劇烈震蕩的背景下，中國的對美外交依然具有連續性。這種連續性，本身就是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穩定因素。 不過，中國要有“山雨欲來”的心理預備，假如中美關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那么在這一天到來之前，可能還會有更猛烈的風暴。 來源： 熏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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